1990年春，耄耋之年的鄧小平來到上海。

　　從88年算起，是他連續第三個年頭來這兒過春節了，他說這里的氣候很像他的家鄉。

　　新春佳節，上海一如往常地熱鬧。

　　歡慶之余，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始終記掛著一些東西：82年以來，南方沿海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，但上海的腳步卻慢了下來。

　　所以，他提了個問題，“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，能采取什么大的動作，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。”

　　啟程回京時，上海的市委領導們前來送行，鄧小平和他們說：“你們提出來開發浦東，我贊成。”

　　回到北京，鄧小平對幾位負責的中央領導說：“我已經退下來了，但還有幾件事，我還要說一下，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，你們要多關心。”

　　浦東的命運徹底被改寫。

　　1

　　“新”：金融先行

　　1990年4月18日，加快開發浦東的政策決定傳達給了全世界。

　　不過，讓很多人費解的是，同樣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地區，深圳叫“特區”，但浦東被稱為“新區”。

　　據官方記載的歷史回憶，領導們當時特地談到過這個問題，“全國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區，如果特區太多了那就不特了”，所以最后定了個“新區”的名字。意思大概就像浦東人的理解：不特而特，特中有特，比特區還特。

　　大概浦東的“新”文化就是來源于此吧。

　　彼時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高速期，錢自然是各處都缺，所謂“經濟特區”也都是政策上的支持。用總設計師在南邊建特區時的話來說就是，“中央沒有錢，可以給些政策，你們自己搞。”

　　人在捉襟見肘的時候，總會有些出人意料的想法。

　　“寧要浦西一張床，不要浦東一間房”，這是90年代浦東的真實寫照——一個落后的農村，窮。1993年，全浦東新區的財政收入只有12億元，同年上海的財政總收入為242億元，土地面積占整個上海22%的浦東收入占比不到5%，是典型的“吃飯財政”。

　　除了地，這里什么都沒有。哦！對了，還有地。

　　于是，就有了浦東的神來之筆——“土地空轉”，即資金空轉、土地實轉。

　　以金橋開發為例：

　　地方財政局通過上國投（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）先開出一張2.4億元的支票，然后把這張2.4億元的支票交給金橋作為投資；

　　金橋再用這張支票向國土局購買土地，土地局再把這2.4億元支票上交市財政局。

　　就這樣，政府一分錢不用出，土地使用權就從國家轉交到了開發公司手里。

　　在這個基礎上，之后，開發公司再以土地作價，找到銀行合資創辦公司。

　　這手法堪稱一絕，算是開了中國合資企業的先河，在那之后，浦東的中中合資、中外合資公司大量鋪展開來。

　　單單錢有了保障還遠遠不夠，真正奠定浦東未來的是“川沙會議”。

　　1995年3月，30多位政府決策專家和學者聚在浦東川沙一家賓館里，討論浦東的產業規劃，“頭腦風暴”三天三夜后，他們達成了一致：不復制深圳特區的制造產業，而應該發展以金融業為首的現代服務業。

　　會議的內容形成了后來的國務院“61號文件”，中國金融業改革就此以陸家嘴(行情600663,診股)為起點向全國擴散。

　　1995年6月28日，中國人民銀行把上海市分行遷到浦東陸家嘴。

　　緊接著，自家的上海證券交易所、期貨交易所、券商，外來的日本富士銀行、渣打銀行等等大量的金融機構在這落地生根，曾經的爛泥渡變成了國際金融核心區。

　　2020年，面積不過31.78平方公里的陸家嘴，云集了10余家國家級要素市場和功能性金融基礎設施、6000多家各類金融機構、30多萬名金融人才。這里是名副其實的“寸土寸金”：285幢商務樓宇中，稅收過億的有102幢，超10億的30幢，超50億元的4幢。

　　美國離不開華爾街，中國同樣離不開陸家嘴。

　　2

　　“敢”：莽夫志氣

　　浦東30周年藝術展里面有一張1994年陸家嘴的俯瞰圖，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房屋和青褐色頂棚，如同緊貼地面的苔蘚。

　　但30年前，這里的人們就敢想、敢說，“我們對標的是國際一流金融中心，是紐約華爾街，是倫敦金融城”。

　　一無所有的時候，這樣的志氣令人佩服，不過辦實業，光想和說沒用，還得敢做。

　　大凡破舊樹新，始終繞不開一個問題：利益的重新分配。

　　不怕沒錢沒人沒時間，就怕各方的阻撓、記仇、穿小鞋，所以往往許多大事落得個虎頭蛇尾的下場。做實事的，也擔心一著不慎、前途無望，因此束手束腳。

　　但好在，浦東人的魄力足夠。

　　1990年浦東剛登上快車道，外高橋(行情600648,診股)保稅區已經開始籌備，當然如預料之中的有許多麻煩。

　　比如，當時保稅區想新建一個“生產資料交易市場”，這是用來干嘛的呢？

　　早先大環境沒現在這么好，對貿易的限制比較多，國外的貿易公司只能通過代理才能與國內公司進行貿易往來，但代理資格不是誰都能拿到的，所以那時候沒點背景根本做不了這一行，利潤自然是極其豐厚。

　　而通過所謂的生產資料交易市場，外資企業可以直接在保稅區的進出口平臺和國內市場開展貿易。這一舉措對外商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同時也動了一部分人的蛋糕，開發者們承擔的的壓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1993年11月，上海保稅生產資料交易第一分市場開張，盡管具體政策和當初想的還有一定距離，但仍是破天荒的頭一遭。

　　事實證明，做大事，沒有“莽夫”還真不行。

　　再舉個例子，外高橋保稅區比較依賴港口，但當時900米的港口岸線只有一部橋吊，就是下面這個東西，用來裝卸貨物的，碼頭再大、進出口貨物再多，這東西不夠也沒有意義。

　　所以那時外高橋被逼急了，和對振華港機廠商量：以你們名義向銀行借錢，盡可能購國際上最好的機械配件，為港區再造一部橋吊，橋吊正常使用后，連本帶利由港區一并付清。

　　一個敢擔保，一個敢信，先斬后奏，還把數量從一個增加到了兩個，大概向外資銀行借了400萬美元。

　　后來，第二部新增橋吊出了問題，有關方面來文指出這違反了外資管理法，必須違約。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辦公室就此事寫了簡報交上去，沒想到當時的市長徐匡迪、副市長夏克強看了之后非常贊同，此時就不了了之。

　　2020年，外高橋一天的經營收入達到60億元，超過一座金茂大廈的造價。

　　30年間，外高橋保稅區的經營收入從1993年的11.6億元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16210億元；進出口額從3.2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1137億美元；稅收從1.6億元增長到647億元。曾經的農村形象也完全改頭換貌。

　　沒有“敢”這種莽夫般的氣魄，就沒有現在的上海自貿區、現在的浦東。

　　3

　　“快”：中國速度

　　1996年年末，一只調研小組從虹橋機場出發，飛往舊金山，隨后轉華盛頓去邁阿密對外貿易區，再從洛杉磯趕往墨西哥自由貿易區、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，跟著向北折返1800公里到美洲第二的ZOFRI自由貿易區，最后回到上海。

　　全程時間只花了2個星期，這個小組完成了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研究考察，而像他們這樣的小組還有不少。

　　這些小組回到浦東后，《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條例》出爐，并在1997年1月1日實施，中國大陸的第一家保稅區從此才算是登堂入室。《條例》實施后3個月，外高橋保稅區出口加工項目外資量同比增長2.5倍，已投產的加工企業出口額也增長近三成。

　　從開始研究、出海考察到政策落地，時間不到一個月，快速發展的浦東是在和時間賽跑。

　　步入正軌的保稅區最早實行“先入區，后報關”方式，不但大大縮減了運輸時間，還降低了物流成本。

　　這種“快”還體現在政府，浦東開發之初，就是全國最早開展“一門式”服務的地方：各委辦局派代表駐扎在開發辦旁，一扇門進去，蓋完所有圖章。大大提高了企業和政府辦事效率。

　　“一天能批四五塊地，15分鐘完成一項審批，蓋出一個章。”

　　作家伊北說的一句話很有味道：你若盛開，清風自來。

　　放在浦東就是，政策好、辦事快，好企業就會涌來。

　　早些年的張江科技園名不見經傳，園區內還是一片的菜地，除了一塊帶有“科技”二字的牌子外一無所有，但不妨礙好公司選擇在這落戶，比如中芯國際(行情688981,診股)。

　　中芯國際的幾位老人在回憶當年落戶張江的經歷時說到：“選擇上海、選擇張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動作很快，做決定的速度也很快。先決定項目，再補辦相關手續，這是當時張江的思路。”

　　張江的定位一直都是集成電路，95年的時候國家龐大的909工程，投資額高達100億元，而承擔909工程的上海華虹集團就落戶在了張江。但張江真正以半導體聞名全球，多半還是歸功于中芯國際扎根于此。

　　值的一提的是，中芯國際在張江的建廠僅僅13個月就完成了，國際上建立一座半導體制造廠一般需要花費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。

　　30年來，曾經的一片蘆葦蕩，已成為中國的“科創地標”。現在的張江坐擁300多家研發型科技中小企業，聚集了約38萬各類科技人才，其中不乏諾貝爾獲獎者、海外院士和中國兩院院士。2018年，以張江為核心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總產值達到1450億元，占全國的五分之一。

　　正是浦東人在方方面面的“快”造就了現在的張江和浦東。

　　4

　　結語

　　1990年，浦東的稅收是12.28億元；2020年，3754億元，305倍。

　　1990年，浦東的GDP是60億元；2020年，12734億元，211倍。

　　以史為鑒，可以知興替。

　　從爛泥渡路到國際金融城，從阡陌農田到張江科學城，從偏遠蘆蕩到離世界最近的地方，“站在地球儀旁思考”的浦東真正詮釋了什么是改革開放。

　　而立之年，浦東新區已經不“新”，但風華正茂！